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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迈向“数字生产”高地,路在哪里?

原标题:《农业数字治理重在源头》

 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,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转移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,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,关键在立足大国小农的国情、围绕产业兴旺下功夫。

 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,全产业渗透率已达36%,但在农业上仅为8.2%。

  加速传统农业数字化进程,从源头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“最初一公里”的问题,时不我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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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前端一小步,全端一大步

  “我国有2亿多小农户。他们依托传统销售渠道,往往只能被动地将农产品交给上门收货的代办或送到收购点。产品大小、优劣混装,缺乏分级分等,导致产后损失率高,卖不出好价。”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说。

  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产业集中在种植、养殖业,一二三产业之间连接并不紧密,农业经济所面临季节性卖难、结构性卖难、信息不对称与生产非标准化导致的各类市场风险,归根结底与数字化程度不高有关。

  涉农电商的快速发展,推动了我国农产品的源头分级。赵皖平说:“有些电商平台上的源头分级、分拣等初加工极大降低了产后损失率,并大幅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溢价能力。”一些被传统渠道低价收购甚至排斥的小果型、花斑果,因为小份量、价格优惠等需求特征,靠着“分级”这一初加工过程,在新的电商销售体系里从“卖不出去”变成了“香饽饽”。

  对小农户而言,过了源头分级这一端,才是后端的精深加工和更前端的标准化种植。这些年,电商平台和新农商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分级标准,为大范围推动我国农产品产地源头分级提供了有益经验。

  今年中央“一号文件”明确提出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”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认为,随着新型电商平台的发展,传统的农产品“产-销”对接模式,正在逐步升级为“产-消”对接新模式。作为新农商,要密切关注用户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,尽可能将产品细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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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推进AI农业发展

  立春前后,安徽涡阳县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职业农民,操作数架臂展1米有余的无人机进行飞防打药作业。通过自主办学,合作社的20多名职业农民个个都成为技术能手。

  2020年7月22日,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技术指导下,拼多多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同发起的“人工智能VS顶尖农人”草莓种植大赛正式开赛。经过多轮激烈角逐之后,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作技术研究中心博士生林森、农业农村部设施农业工程重点实验室博士生郑剑锋所在的团队,最终获得农研科技大赛的AI组冠军。在这场人工智能和传统农人的较量中,他们使用9种算法,把AI技术、专家经验、模型系统进行融合,让种草莓变成了一桩年轻人眼中性感的工作。

  AI农业,并非以替代传统农人为目标,而是追求现有条件下的更高效率和更低能耗。比如通过植物生长模型进行精准化管理、控肥控药等。这些先进的技术,在国内外科研机构和产地已有实际性成果和应用。

“多多农研科技大赛”中,依靠AI种植技术生长的草莓

 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农事生产结合,可以为中国众多的农产品产业带和小农户提供成本更低、易于操作的数字农业生产管理方法,长期、稳定地实现农产品标准化供给。云南省农科院院长李学林认为,AI技术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新理念,但合作社带头人、新农人的作用仍然非常强大,要加大对他们的支持和培养力度,增强合作社对农业科技运用的能力,使合作社成为小农户与大市场间的枢纽。

  “应当鼓励涉农电商平台与农业科技力量持续合作,孵化更多新型、专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,并推动形成一定数量的跨区域大型合作社。通过农业生产组织在源头优化更新,逐步探索解决农村人才培养、农产品规模上行等关键问题。”李学林说。

  霍学喜认为,只有利用农业的各种先进技术,包括品种技术、机械技术、智能技术、数字化技术等,才能确保农业持续发展、农民稳定增收,保护国家农业安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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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造农业“数字生产”高地

  数字农业的实质是用数字技术开展农业生产、经营、管理,将之运用到全产业链环节,以提高农业的数字化水平。目前,我国通过互联网销售的农产品规模依然偏小,传统线下批发、零售渠道的数字化水平不高。主要原因在于农业产业化、标准化程度较低,价值链短、附加值低、品牌意识薄弱,单户农民较难大规模自主销售。

  “县、乡、村数字治理人才稀缺,基层农业数字治理能力薄弱,反映的是农业领域新基建的滞后。”霍学喜说,数字化生产需要长时段、多维度的数据采集分析,在此基础上建立生长模型并进行智能决策。除了大电商,许多涉农的电商还没有实现数字化,只是网络化。

  乡村振兴,关键在产业。要鼓励要素下沉,融入数字化技术,深入进行新基建。一是要规模培养既懂电商也懂农业的新农人。二是要重视农业新基建。搞农业新基建就像修立交桥,要有超前思维、提前谋划,统筹考虑道路、出口等配套设施,避免重复。三是深入开展管理体制改革。数字技术首先要解决精准计算和识别问题。提升效率的同时,也会导致管理层级扁平化,需要更深入开展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,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。

  在农业新基建中要格外注意防范风险,不能采取粗放举债的方式。中央发行乡村振兴专项债,用于基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“双基”建设,重点向人口大县、农业大县、产粮大县倾斜。缺什么补什么,资金要用在刀刃上。

文章来源:新华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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